支持小微與民企發展，尤其是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從去年底以來已經成為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常規議題，在今年一季度落實為多項扶持政策。
一系列政策舉措旗幟鮮明地引導銀行業加強小微和民企的信貸傾斜：央行五次降准與定向降准；創設永續債鼓勵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明確工農中建交五家國有大型銀行“小微貸款餘額新增30%、融資成本降低1個百分點”的目標；推進盡職免責機制、考核激勵機制的落地等。
從數據來看，上述努力已取得初步成效。央行一季度貸款數據显示，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0.05萬億元，同比增長19.1%；一季度新發小微貸款利率6.87％，比2018年全年利率7.39％低0.52個百分點。
在政策制定者的預期中，可以通過發揮大型銀行“量增價降”的“頭雁”作用，帶動其他金融機構實質性降低小微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確保小微企業融資規模增加、成本下降。
五大行正努力地實現任務目標：在專項資金成本優勢下，加大讓利讓費的力度，對小微貸款基本實行“基準利率”貸款。面對這一“大殺器”，中小銀行紛紛遇到了優質客戶“搬家”的情況。
“在利率機制傳導過程中，大行發揮了鯰魚效應，客戶搬家也是市場行為。”浙江銀保監局局長包祖明曾在銀行保險業例會上回應《財經》記者稱，但金融機構服務企業客戶，價格是一方面，還有更多綜合化服務，包括信息諮詢、幫助企業建設現代化公司管理機制，銀行仍可發揮更大作用。監管原則要求機構不管價格怎樣，首先要能夠覆蓋風險，然後是遵循市場化競爭。
“我們也在壓降利率，但是要避免和大行打價格戰。”多位中小銀行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他們要在服務上下功夫，需要進一步下沉市場，和國有大行形成錯位競爭。
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日前在國務院新聞辦的發布會上表示，不存在低於基準利率貸款的情況，國有大型銀行一季度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是4.76%，最低的監測利率是4.45%。“把小微企業貸款利率降到基準利率之下並不是監管所鼓勵的。監管部門還是鼓勵商業銀行按‘保本微利’、商業可持續的原則來定價，能夠使這項業務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李均鋒表示。
經測算，如果風險控製得好，不良率控制在3%以下，小微企業貸款的盈虧平衡點應該是在5%－5.7%，即利率在這一區間內，銀行能夠實現盈虧平衡。
政策導向疊加“資產荒”，中小銀行與國有大行圍繞優質民企與小微企業展開競爭，小心翼翼地走在平衡風險與盈利的鋼絲繩。“地方政府應承擔起更多責任，尤其是建立風險分擔與補償機制。”一位中部地區城商行董事長呼籲。
摩根士丹利中國金融行業分析師徐然認為，運動式的小微貸款現象，對小微企業發展未必是好事，非市場化地推動小微企業貸款反而會延緩正常的企業優勝劣汰過程。
“我們最擔心的，是政策的連貫性問題。”有民營企業家告訴《財經》記者，“企業最怕斷貸、抽貸，現在國家政策所趨，銀行信貸寬鬆；但如果哪天政策收緊或者轉向，我們怎麼辦呢？”
4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公報，被市場廣泛解讀為政策寬鬆結束時，前述民營企業家向《財經》記者表達了對政策轉向的擔憂。一位地方監管人士亦表達了類似擔憂，並告訴《財經》記者，這樣的解讀容易在基層和企業形成誤導，影響穩預期，“保持政策鬆緊適度和連續性至關重要”。
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日前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階段貨幣政策取向是穩健，央行的操作方法是相機抉擇、預調微調，操作目標是鬆緊適度。
“其實，經歷了過度負債擴張與資金鏈壓力，我們現在不敢也不想過多融資了。”多位中小微民營企業家表示，融資是企業永遠的痛點，但企業經營的負擔，還來自多方面。江浙製造業正面臨用工荒，對它們而言目前最大的負擔來自越來越高的人力和社保成本。
圍繞民企與小微的更多方面政策需要進一步的進展。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將實行更大規模減稅，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並舉，重點降低製造業和小微企業稅收負擔，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政策落實。明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今年務必使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有實質性下降。
大行“鯰魚”效應已現
“我對銀行完成‘30%’的目標很有信心。”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央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如是表示。隨後，五大行的行長們也在年度業績發布會上表達信心。
在2018年末總理考察國有大行之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給五家國有大行設定了支持小微信貸的量化目標：2019年，實現五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同比增長30%以上、小微企業信貸綜合融資成本降低1個百分點的目標。
《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於2019年進一步提升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中，強化對“兩增”目標的考核，全年努力完成“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小微企業貸款”較年初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較年初增速，有貸款餘額的戶數不低於年初水平；並將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寬至不高於各項貸款不良率3個百分點等。
一季度數據显示，大行的工作卓有成效。截至今年3月末，普惠小微企業貸款的餘額是10萬億元，同比增長了19.1%，支持小微經營主體2281萬戶。其中，五家大型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是1.99萬億元，佔全國的比重是19.94%，完成年初制定信貸計劃的55.31%。五家大型銀行一季度新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是4.76%，較去年四季度下降0.13個百分點。
在工商銀行2018年業績發布會上，該行高管表示，針對小微企業貸款，2019年工行增長目標約在1000億元以上，該目標已經基本完成一半，即約500億元的新增小微企業貸款，而且有一半左右是通過線上產品發放。
一位工商銀行華東分行負責人表示，工行總行2018年9月提出，力爭未來三年公司貸款增量的1/3以上投向普惠金融領域，普惠貸款年增幅30%以上；現在的要求更加嚴格，如果分行沒有達到小微的任務，綜合考核就會被降級。
此外，按照監管部門的考核機制要求，小微企業業務考核指標完成情況也與分支機構主要負責人考核評優及提拔任用掛鈎。
“我們分行原本小微貸款的基數就大，完成增量任務的壓力更大。”但從該行一季度數據來看，任務完成情況比較好，（同比）增幅逾20%。
大行新增的客戶，可能來自中小銀行所流失的客戶。“在比較了各家利率之後，我準備去農行貸款了。”浙江地區一位企業老闆告訴《財經》記者，在此之前他是當地農商行多年的客戶。這樣想的企業並不是個案，其中不乏大中企業。
某股份制銀行一位分行長給了記者一個數據，該分行一季度的貸款餘額下降1.9億元，除去核銷貸款，其中三家企業客戶流失就導致下降了1.5億元。
低利率是個公認的大殺器。2019年初，人大重陽研究院副院長董希淼就告訴《財經》記者，部分大型銀行以極低的利率向客戶發放貸款，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掐尖現象”（搶走一批優質客戶而留下次級客戶）和“擠出效應”（成本較高的中小銀行被迫退出小微金融服務）。
“在利率機制傳導過程中，大行發揮了鯰魚效應，客戶搬家也是市場行為。”浙江銀保監局局長包祖明曾在銀行保險業例會上回應《財經》記者稱，但金融機構服務企業客戶，價格是一方面，還有更多綜合化服務，包括信息諮詢、幫助企業建設現代化公司管理機制，銀行仍可發揮更大作用。監管原則要求機構不管價格怎樣，首先要能夠覆蓋風險，然後是遵循市場化競爭。
面對國有大行這些“鯰魚”，中小銀行要打價格戰嗎？還有哪些應對之措？
“我們是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所以利潤和市場份額，會毫不猶豫選擇市場份額。”浙江臨海農商行董事長王曄瑋向《財經》記者表示，臨海農商行攬儲能力較強、資金成本可控，小微貸款還有讓利空間。
“當然，首先，貸款利率要往下降一點。但是我們不能單純地依靠價格去和五大行競爭，所以第二就是要與大行錯位競爭。”多位以服務小微企業見長的城商行與農商行人士表示。
也有一些區域銀行在觀望之中。中部一家上市城商行人士告訴《財經》記者，該行的資源稟賦在於政府基建類的對公業務，小微業務上不敢冒然突進；而且和國有大行專項資金支持的基準利率相比，他們自覺實在沒什麼優勢。
業內人士透露，不少銀行的小微業務處在虧損狀態或在虧損邊緣，靠其他業務利潤覆蓋。銀保監會的測算显示，銀行不良率控制在3%以下，小微企業貸款的盈虧平衡點應該是在5%-5.7%，即利率在這一區間內，銀行能夠實現盈虧平衡。截至一季度末，行業平均水平6.87%，在向這一區間接近，而國有大行的小微貸款利率已遠遠低於這一水平。還有一些中小銀行在資金與貸款利率之間艱難平衡。
“下一步如果控制不住風險，也還是要虧的。”某大行管理者表示。
多位銀行從業者與研究人士擔心過度逆周期調節，非市場化地推動小微企業貸款反而會延緩正常的企業優勝劣汰，埋下不良爆發的風險。“我們曾經歷了2009年左右小微金融大發展，也經歷了隨後的不良大爆發。”江浙地區銀行業人士表示。
上一輪以“聯保聯貸”為名的不良風險潮，從溫洲開始，傳導江浙，進而蔓延至全國。而在爆發之初，對風險敏感的一些銀行抽貸、壓貸，部分企業也在當時受到“錯殺”。無論是銀行還是企業，都擔心這一歷史重現。
某分行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其實“盡職免責”難以落地，“不敢放鬆，怕一不小心放多了，留下一地雞毛。”
小行客戶下沉與抱團取暖
在資產荒的背景下，圍繞優質民企與小微企業，中小銀行與國有大行的爭奪戰早已悄然打響。但是所有銀行面臨共同的問題：在利率價格競爭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如何降低資金與業務成本？而業務成本，一方面來自獲客，一方面來自風控。
《財經》記者多方採訪發現，國有大行將依託行內金融科技風控技術；而區域銀行則普遍選擇下沉客戶到縣域、村莊，“去做大行做不了的客戶”。
椒江農商行行長陳小兵告訴《財經》記者，企業選擇一家銀行也不完全是按照價格，要在服務上去做出差異，如提高審批效率；如放鬆抵押品要求、擴大信用貸款；為企業員工提供多層次的豐富的理財服務等。更重要的是，農商行有優勢、有意願，可以下沉到國有大行覆蓋不到的客群。
為降低中小銀行的資金成本，台州銀保監分局推動了政策性銀行與當地中小法人商業銀行開展“轉貸款”的創新，即讓政策性銀行對台州法人商業銀行授信，為其提供低成本資金貸款，再由商業銀行去為小微企業客戶提供貸款服務。2018年政策性銀行對台州法人銀行合計授信24.5億元，其中用信21億元。
國有大行的主要突圍方式，是藉助總行金融科技的支持。小微作為“風險分散”的資產被視為零售業務發力點，工行原董事長易會滿曾提出“不做小微就沒有未來”。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亦將包括小微在內的普惠金融作為其三大戰略之一。
截至2018年建行“小微快貸”累計為55萬戶提供7100億的純信用線上貸款支持。建行將普惠金融控制風險、降低成本歸功於金融科技的投入和發展。“建行的未來就建立在對科技優勢的利用上，建行有巨額的資金可以投入金融科技。”章更生說道。
除建行外，工行、中行、農行等也均加大銀行金融科技的發展，建立自己的大數據風控系統。“大行運用信息科技能夠覆蓋的客群，主要還是擁有硬信息的客群；而下沉到最底部的、無法簡單標準化或硬化的信息，則可能成為小行的最後陣地。”一位銀行業分析師指出。
銀行業競爭之外，也在加大同業合作。一系列以信息共享、防範企業過度授信、提高風險化解效率為目的的同業合作模式正在各地推廣。
4月24日，由恆豐銀行聯合山東省農信聯社和多家城商行共同發起成立了“儒銀合作發展聯盟”，以開展銀團貸款、聯合授信、建立流動性互助機制等。
“我們一方面是想解決同業信息不對稱，化解企業多頭共債等的風險；另一方面是為了統一不同銀行的優勢，提高資金的使用和配置效率。”恆豐銀行相關負責人稱。
據《財經》記者了解，隨着董事長陳穎到位以及高管團隊的逐步組建，恆豐銀行業務已步入正軌。2019年該行將在支持民營企業與小微企業方面發力，但同時要保證新增貸款的不良率控制在0.7%。
從化解溫州企業風險開始，浙江就引入了聯合授信和債委會工作機制。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聯合會商幫扶機制，並按照“扶強”“幫困”“出清”三個原則分類施策。浙江省全面摸查全省融資餘額在10億元以上的企業的情況，梳理建立了510家大型企業的清單，對清單內企業分類施策。各級地方政府專門成立了“幫扶辦”，當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或融資需求，會向幫扶辦申請，政府考察後會列入幫扶清單，協調銀行業聯合會商。
但一位銀行業人士指出，同進同退意味着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只是有時候可能“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但在當地監管和銀行業人士看來，聯合會商加強了信息共享和同業協作，有助於各家銀行認清企業真實狀況和風險，一致判斷肯定比單家行的判斷更科學。
在政府牽引下，還要避免干預和尋租風險。一個普遍的擔憂是，某些地方政府可能會出於保障當地就業率和社會穩定的需求，敦促銀行救助一些“大而不能倒”的企業。一位當地監管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地方政府提供名單和建議，但具體決議由銀行聯合會商決議，遵循市場化原則。
政府機構的所為與不為
小微與民企的發展，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浙江台州被作為支民支小的金融試驗區，在多個場合作為樣板被提及。在銀保監分局黨委書記曹光群看來，地方政府的一些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做法，為民企和小微發展及金融業務展開提供了基礎。包括為企業提供便利的五心服務；以最嚴厲的態度打擊逃廢債，建立了當地良好的信用狀況；政府財政出資設立面向小微企業的信用保證基金等。
一位中部地區城商行董事長此前曾向《財經》記者呼籲地方政府發揮更加積極作用，建立風險分擔與補償機制。商業銀行受到資本約束，也要向股東負責，信貸向小微傾斜的風險責任不能全由商業銀行承擔，政府財政應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進行風險分擔或者補償。
“擔保行業的監管與發展機制長期不健全，銀行對許多擔保機構的信用和風險承擔能力並不信任，反而更青睞企業互相擔保。” 一位曾經供職於某市屬擔保機構的金融從業者告訴《財經》記者。因此，銀行呼籲政策性的風險分擔與補償機制。
中央層面，通過政府融資擔保基金，對小微企業融資擔保降費獎補政策。2018年4月，國務院批准設立該基金，由財政部和國有大行、股份行共同出資成立。該基金已於2018年7月完成工商註冊，註冊資本661億元，首期出資166億元已全部到位，並於2018年9月正式運營。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日前披露，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實現年度支持小微企業2000億元擔保貸款、戶數10萬戶以上。
在構建各級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與商業銀行共同參與的風險分擔機制基礎上，明確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承擔的責任比例為20%，銀行承擔的風險責任比例原則上不低於20%。
從財政部披露的安排來看，各級地方政府配套的“再擔保”機構，應承擔更多重任。各地配套措施包括設立省級擔保基金（機構）、健全風險補償機制、提高省級機構分險比例、降低再擔保業務收費標準等。
北京決定通過整合和增資設立規模100億元融資擔保基金，湖北擬注資55億元重新組建省級再擔保公司。江蘇設立3億元的融資擔保代償補償資金池，重慶對獲得基金分險的項目給予30%的風險補償，廣東研究建立省級再擔保風險補償機制。
在此之前，部分省市政府就已經建立了相關機制和機構。《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發現，包括北京、江蘇、浙江台州、福建等多省市地區已經成立了政府財政出資的信用保證基金，有一些運行多年的機制。
以蘇州為例，蘇州銀行在蘇州市政府的指導及委託下從2015年年底開始構建蘇州綜合金融服務平台，蘇州市在平台基礎上設立了信用保證基金，首期規模10億元，與銀行、擔保公司（保險公司）以65%、20%、15%的比例共擔風險，與此掛鈎各家銀行推出了“信保貸”產品，若貸款發生風險，基金會先行代償，以減輕銀行後顧之憂。
當貸款發生逾期達到30天，銀行預期盡職管理后仍可能轉為不良的，只要滿足信保基金所要求的“盡職管理”標準與投向要求，即可申請信保基金進行代償，向基金管理方提交《代償申請書》。
“不能忽略的一點是，這些地方具有區域優勢。如江浙地區經歷多年金改，已經形成了良好的企業信用環境，民企和小微企業的資產質量高，企業信貸不良率低，觸發補償的幾率更低。”一位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出資的安全性高，又能撬動更多定向信貸，能夠形成正向循環；反之，政府出資建立風險分擔與補償的意願就不高。
《財經》記者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蘇州全市信保貸產品的不良率低於企業貸款平均水平。
但不同區域的銀行業不良風險差異較大，這或是阻礙政府財政出資分擔及補償小微信貸風險的原因。國家審計署日前披露了部分區域銀行的不良風險：河南省有42家銀行的貸款不良率超過5%“警戒線”，其中超過20%的有12家，個別銀行貸款不良率超過40%。
河南銀保監局官網披露轄內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率為1.91%，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數據僅統計轄內國有大行與股份行的情況。業內人士亦普遍認為，風險集中在城、農商行。
一位接近河南監管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不良率高的銀行主要是農信社改制而來的農商行，農商行存量風險的化解，仍然需要時間。
政策鬆緊度與可持續性
“我們最擔心的，是政策的連貫性問題。”有民營企業家告訴《財經》記者，“企業最怕斷貸、抽貸，現在國家政策所趨，銀行信貸寬鬆；但如果哪天政策收緊或者轉向，我們怎麼辦呢？”
也是出於這樣的擔憂，這位企業家並未完全從合作多年的農商行“搬家”去國有大行。4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公報，在被市場廣泛解讀為政策寬鬆結束時，前述民營企業家再次向《財經》記者表達了對政策轉向的擔憂：是不是貨幣政策要收緊，信貸寬鬆要收緊？
一位地方監管人士亦表達了類似擔憂，並告訴《財經》記者，一些解讀標題容易在基層和企業形成誤導，讓企業恐慌，影響穩預期，“保持政策鬆緊適度和連續性至關重要”。
貨幣政策的方向，是市場較為敏感的焦點。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日前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階段貨幣政策取向是穩健，央行的操作方法是相機抉擇、預調微調，操作目標是鬆緊適度。“看流動性指標很多，有一個最簡單的指標，信息也比較好獲取，就是看銀行間的回購利率。利率是資金價格，資金價格能夠反映資金的供求狀況。”劉國強說。
從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看，除隔夜利率較上年底和上年6月底略有上升外，其他期限的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這表明市場流動性與前期相比仍然較為充裕。
4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建立對中小銀行實行較低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框架”。5月6日，央行宣布從2019年5月15日開始，對聚焦當地、服務縣域的中小銀行，實施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對僅在本縣級行政區域內經營，或在其他縣級行政區域設有分支機構但資產規模小於100億元的農村商業銀行，執行與農村信用社相同的存款準備金率，該檔次目前為8%。約有1000家縣域農商行可以享受該項優惠政策，釋放長期資金約2800億元，全部用於發放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由此存款準備金制度將形成 “三檔兩優”基本框架。
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表示，保持政策延續性，一動不如一靜。一方面，政策不宜過早轉向，導致前功盡棄；另一方面，也要保持耐心，等待前期政策效果進一步顯現，避免過度刺激；再一方面，還是要堅持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進一步激發市場微觀活力。
“但對於商業銀行來說，一些政策可能確實不具備長期延續性，在適當的時候要優化。”一位銀行業人士表示，比如國有大行小微基準利率貸款的政策，以及30%的增速要求。
小微企業對新增信貸的有效需求真的有那麼多嗎？《財經》記者與多位企業家交流后發現，企業普遍希望銀行對於存量貸款“不抽貸、不斷貸”，但是在新增貸款方面比較審慎。大行目前的增量可能相當一部分來自企業客戶“搬家”，30%增速能夠保持多少年，仍未可知。
“其實，經歷了過度負債擴張與資金鏈壓力，我們現在不敢也不想過多融資了。”多位中小微民營企業家表示，融資是企業永遠的痛點，但企業經營的負擔，還來自多方面。江浙製造業正面臨用工荒，對他們而言目前最大的負擔來自越來越高的人力和社保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市場觀察人士普遍擔憂，在風險定價不夠充分，增量降利又疊加不良風險的壓力下，可能導致一些銀行套利風險，可能存在通過包裝小微企業獲取低成本貸款，但最終投向大企業或潛在灰色領域的套利行為。
一位銀行客戶經理告訴《財經》記者，有個體工商戶或小微企業主將貸款用於買房，也有借供應鏈金融上的小微企業放貸、但最終向大企業輸血的情況。
銀行借供應鏈金融服務小微企業的邏輯是，依據核心大企業的信用、向供應鏈上的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為小微提供批量服務。但有業內人士透露，核心企業和供應鏈小微企業之間可以有很多協議，使得最後真正受益的是核心大企業。
這樣的情況早已並不罕見。《財經》雜誌曾經報道，早在此前銀保監會對小微貸款實行“三個不低於”的量化要求時，許多銀行為完成考核要求而進行數據造假，將大中型企業融資算入小微企業貸款數據，或將貸款給向偽造的“小微”子公司，而事實上卻服務大型企業，尤其是房地產企業或國企。
為避免這樣的現象。2018年初，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將原來的“三個不低於”改為“兩增兩控”：總量明顯增長，戶數明顯增加，貸款質量和綜合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早前多位區域銀行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兩增兩控”考核之後，銀行無需再進行造假和套利行為。但現在的一些量化考核指標下，這一現象或許難免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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